第七章3(1/2)
周光惠在教室北角隔出一间做寝室。南角搭了个小灶。三十来个学生,他一个人教。“公转耕”之后,乡村小学各自为营,镇上的小学也不收农村学生了,要凭商品粮户口就地入学。只有上中学才不论户口。那一刀切下来,十五、六岁的孩子们也跟着老师,跟着学校挨了一刀,提前当社员了。
周光惠来杨柳大队当教师也不轻松。他孤独无助,交上了岸青哥这个朋友们。除了教课,把课余时间都花在辅导岸青哥自修上。他把高中的课本全赠送给了岸青哥,还有复习题纲和笔记。耕读小学的课目再也不按《教学大纲》要求去教学了。只开设语文算术两门课。再就是珠算和写字。耕读小学的培养目标是人民公社社员。识些字的劳动者,修理地球的接班人。升学率,普及率也没有人来追究考评了。晚办公也取销了。原有的一切教学规章制度随着办学性质的改变大大改变。基本以教师的意志为转移。大队只能在经费上管理学校。在转形期间,业务方面处于无政府状态。有些偏远地方,甚至恢复了私塾。用起《三字经》、《增广贤文》之类的古代教科书。政府把包袱甩给了贫下中农,由贫下中农当家作主去吧!贫下中农管教育的时代从此开始了。
周光惠晚上不办公,大队不给学校办公费。要笔墨纸张,到大队会计室去拿就是。粉笔买了拿发票报销。点灯的煤油拿油瓶到大队部去灌。学生也不交学费。老师的待遇由学生摊派。小队按在校学生扣家长的工分,转给大队,列入公益工计算,再折合成钱,年终跟老师结算。区里每月补助外聘的耕读教师的两块钱。大队网开一面,不列入大队收入,由教师自己领了自己花。本地教师倒无所谓。社员出工他上学,社员收工他放学。放了晚学去种自留地也无人管了。参加“突击”另记工分。周光惠是外聘教师,吃住在校,没有本地教师方便。周光惠挑水种菜,菜园里的菜接不上,靠学生送点菜吃。他熬着,还很观。
汪老师病入膏肓。
汪老师死了。
那天夜里,学校里传出先生婆婆尖细的哭声。周光惠来叫岸青哥。岸青哥那晚没在学校时睡。他从床上爬起来,披起衣服赶到学校,来到汪病榻前,汪老师已经咽下了最后一口气。没能跟岸青哥说上最后一句话。天不亮,岸青哥就赶到莲湖街上去,向他的儿子女婿报丧。
吃早饭时候,汪老师的儿子,女儿,媳妇,女婿,孙子,外孙一大群随之而来。两个女儿抱着先生婆婆哭得天昏地暗。她二女婿是莲湖镇小学的教导主任,领头操办岳父的丧事。学校当天停课,周光惠也参加丧葬活动。他泪水涟涟的。哭得最伤心。他跟汪老师毫无关系,像死了父亲似的。也许是兔死狐悲,物丧其类吧!过早的让他目睹了村乡教师的凄凉晚景。
岸青哥跑前跑后,为他的恩师尽最后的一点孝心。
全村人都来看汪老师。大队干部也都来了。村民们轮流地从他的床前走过,跟举行告别仪式似的,抹着泪水,喋喋不休地小声叹息:“好人哪,好人。好人死了啊!”汪老师把他的晚年毫无保留地献给了杨柳村的后代。学生们也都来向老师告别。汪老师直挺挺地躺在榻上。依然是那副苍白苦涩的微笑,牙关紧咬,口里仿佛念念的词:“逆水行舟,不进则退啊!娃们!少壮不努力,老大徒悲伤啊!”那声音仿佛余音绕梁,久而不散,渐渐飘向苍穹。我潸然泪下。汪老师也是我的老师呀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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