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六章7（1/1）

“一大二公”的大人公社撑不住，解体改成为小公社。莲湖公社又恢复成莲湖区。原来是乡政府的管理区改成公社。公社实行“三级所有，队为基础”的新政策。东河小学改称东河公社中心小学。

岸青哥在东河小学本部担任五年级语文兼班主任。我曾经在东河小学上过五年级、六年级。那是缩短学制前最后的一个六年级。

东河小学跟崇路垸小学很相似。校舍在一片稻田中间。两排教室没有崇路垸小学正规。一排是草房，一排瓦房。一大间办公室，两三间教师集体舍宿。另有一个大厨房。十个班，四百多学生，十多个老师。另有三个分部。东河小建校较晚，在大跃进中扩冲成完全小学。因此，在莲湖区算是没有名气的乡村小学。校长和教导主任都是中师毕业，科班出身的。刚刚提拔的年青人。本部只有两个老教师。一个叫朱云光，一个叫朱明光。他俩是堂兄弟，都是本村人。朱云光是个老学究，读过《四书》《五经》，又进洋学堂漂过两年。他家就在学校附近。云光老师很受当地人尊敬。也受全校老师和学生的尊重。连校长主任也把他看成老前辈。教导吴水波排课程表都向他请教。甚至干脆让他代排。这么多班级和老师，那么多课程，要安排得井井有条，不冲堂，不打堆，又兼顾老师和学生的休息与娱。分表对总表，丝毫不差，真是要细心耐心。这是当教导主任之职的必备本领。吴水波是新教导主任，排了两天也没排出来，只有请朱云光代劳。他很有教学经验，学生挺服他。他的这些经验不是从教科书上来的，是从实践中摸索出来的。比如他把笔顺编成了顺口溜。学生一记就牢。他还把珠算与笔算结合起来教学。他的这一教学成果，曾被当成经验全县推广。他是五年级的班主任语文老师兼教研组组长。朱云光为人亲和，从不作派，典型的乡村夫子教书匠。他对乡党应助，民间来往，乡俗乡风也很研究。精通传统礼仪。这方面不比睿之先生差。他不守旧，通旧达新，并能根据社会的变化加以演化。新旧结合着施行。很受群众欢迎。他是两种乡村文化交汇更替时期的代表人物。连村有脸面的人家办红白喜事也恭请朱先生做支命先生。（相当于现在的主持人）他写得一手好毛笔字。还能咏诗唱和。新文学，古典文学，他都略知一二。家庭出身中农。礼贤下士，很有旧时代的乡绅风格。朱云光先生爱抽香烟。人家送给他最喜欢的礼物是香烟票。他腋下老挟着本厚厚的书。手里老是夹着一支香烟。手不释卷，口不离烟。吞云吐雾，瞑思遐想。他爱读书，但不爱讲书。自我欣赏，消遗而已，不像万鹏程那样在青年人面前卖弄。一副与世无争的样子，决不好为人师。岸表哥很敬重他，常常向他求教。

他堂弟朱明光就不敢恭维了。人高马大，一身横力。他教书没一点名气。连拼音也学不会。那么高大的身影一进教室，把一年级胆小的孩子吓得尿裤子。他带一年级的课。但他的名声远比朱云光老师大，不是教书，是划龙船，拿头桡，或当槽手。他独占鳌头，以一当十。全区的人都认识他。在龙舟上，头缠红巾，腰系宽带，光着膀子，划桡拨水，浪花飞溅，很出风头。我就亲眼目睹过一次他在龙舟上精彩地表演。禾场上打稻子的石磙五、六百斤重，他一只手也以掀起来打滚。不听讲的学生，他老鹰抓小鸡似的，轻轼一拈，就放到教室外面去了，连皮肉也不伤一块。他文化水平确实不高。也不善于学习。连政治学习他都敢于呼噜打得整天响。他的呼噜是全公社有名的。绰号叫“天下第一呼”。他出身很好，贫农。没读过几天书，土改时当民兵排长。怎么当了教师。我不太清楚。不过，他为人老实憨厚，也很实在。决不以大欺小。要是凭力气，他以把校长余长清扔到河那边去也不费大力。政治学习，他公开打呼噜也没人批评他。更没人说他是态度问题。他是特例。别人是不敢这样的。人所共知，他老婆是管理区妇女主任，姓马。他老婆也是大脚步大手，且泼辣大方，这对夫妻门板对门板，铺板对铺板的，对得适当。她也有个绰号，叫“马大脚”，是全公社出名的巾帼英雄。土改出来的妇女干部。“朱元璋”与“马大脚”俩大口子，威猛无比，却生不出孩子，也不知是何原因。反正，他们都是拿国家工资的，自然比较富裕。明光老师有点无所用心，一坐到办公椅子上，就歪着头打起起瞌睡来。岸青哥说朱明光老师挺好玩。有的同事在他打瞌睡时，把两支粉笔插进他的大鼻孔里去，他也不醒。气闭了，他一个喷涕打出两支粉笔，像出膛的子弹。你逗他，他也不生气。他饭量如牛。据说，区里给他特供，加了五斤指标。老实说，明光老师很爱，但不适于教书。他后来调到财贸战线去了。那是教育战线大调整之后的事。

东河小学还有一个特别的教师，叫黄勋。是1958年大跃进**时上海下放来的知识青年。中国最先行的第一代知青。据说，他父亲是资本家。他是父亲的外室所生。他的哥哥们解放前夕都逃往海外。父亲给他母亲留下笔钱，还有点房产，也跑了。他读完了高中，没考上大学。也许因家庭出身关系，也没有安排适当的工作。听朱云光老师说，这种人在上海被称着“小开”，我不懂什么意思。黄勋在上海游手好闲逛了几年。当年动员有知识的青年下乡没有任务，也不是行政命令。几年之后，大批知青下乡才是伟大号召。大跃进时期下乡，完全出于自愿的。当时有首唱遍祖国大地的歌《人民公社好》，歌词说“社会主义是天堂，人民公社是桥梁”吃饭不要钱，楼上楼下，电灯电话，集体生活，按需分配。乌托邦式的美好天堂。黄勋从来没有见过乡村，出于好奇，也带着美好的人生憧憬，积极报名参加下乡的队伍，被送到了远离上海几千里的个垦荒农场。住进了茅草棚。这里的大地是一张白纸，要他们来画最新最美的图画了。没有电灯电话，更不见高楼在厦。一片荒原，景色倒是美丽的。一群上海知青是用小船装载而来。没有公路，没有汽车。茫茫无际的芦苇。到小街上去卖东西也得走上半天。这群知青哭了起来。好在对他们有特殊的照顾政策。尚无饥饿与寒冷的迫胁。他们有特供指标。多数知青家里还寄钱寄物来。回是回不去了，上海已经注销了他们的户口。他们只得呆下来。因为他们有文化，而且不善于农事劳作。连稻粱麦也认不得，把稗草当稻子，把稻子当野草拔掉。见到蚂蝗趴在腿上，如临生死，大哭大叫。闹得领导无计施。后来就安排适当的工作。黄勋被安排当了乡村教师了。他高傲地保持着上海小开的风格。穿著打扮，举止行，口音都跟当地人格格不入。上海小开的样子原样不改，吊儿郎当，满不在乎。操一口上海腔，自以为了不起，把所有的人都统统看成乡下人，那怕是县里来的干部。当然，我们的确是乡下人，没见过大世面。他是十里洋场淌过来的花花公子。他也不怕谁说他资产阶级调。不怕批，谁也不批他，批他也无用，他才不卖帐哩。政府对待上海下放来的知识青年拨有专款，优待。能到乡下来已经是了不起的革命行动了。还要他怎么样？不干事，也发工资。他是时代的榜样嘛。凡政府竖的榜样，就得由政府花投资。榜样从来就不是白竖的，也不是白做的。古代做了榜样，皇帝也要花钱给立个牌坊哩。人家响应党的伟大号召到乡下来的。仅此行动就有几分伟大创举的意味了。哪朝哪代见过花花公子到乡下种地的事？教书也算了不起的了。他满口怪话也不算右倾。他能从上海跑到乡下来，已经是左得不得了哪！

黄勋是东河小学的一大“活宝”。他能做什么榜样呢？坏榜样。书不好好教，劳动不参加。西装革履，油头粉面。他虽然占了一个教师编制。教育组的特令，这个编制不算实编。也就是说，以不算在编制之内。有学校能接收他区里就高兴，工资照发。别得罪他就是了。弄不好，他就跑到县里去告状。说你虐待知识青年。那就犯原则性错误。只有东河小学才接受这样的教师。把他放在莲湖镇小学怕产生不良影响。不过，黄勋为人倒不坏，因为他有钱，也很慷慨。谁有困难，他都伸出援助之手给予经济上的帮助。久欠不还他也从不讨债。你忘记了，他也忘记了。年青老师都叫他“勋哥”。把他当活宝玩。逗着。宠着。当笑料。他常常向学生老师吹嘘。上海的国际饭店有二十八层高。外滩如何美。上海人如何浪漫。夜总会，谈恋爱，跳舞，唱歌，星影歌星。这些，我们全没见过。老师和学生连抽水马桶也不知道是干啥的。当然也成了他的笑料。星期天休息，老师们回家。学校只有值班照校的老师和炊事员。他就买鱼，买鸡，跟大家打牙祭。除了工资外，他家里常给他汇款来。还是不够他花。他花高价向农民买鸡。买蛋。把吃放在第一位。他还有另一种享受叫人不能理解。他居然把生产队浸稻种的船当做游船划着玩。学校门前是一条大沟。两岸是农田。河里的小船泡着稻种。他没事，也没处好玩。约了一位姓葛的女老师。葛老师三十多岁，是镇上商家的小姐出身。很羡慕黄勋。黄勋三十来岁，没结婚。乡下的女人他才不娶哩。也没有女人跟他恋爱。谁敢去嫁这样的人？如果在八十年代，乡下姑娘抢着嫁哩。六十年代初，黄勋在乡下是甩手货。没女人敢嫁他的。葛老师早就结了婚，而且不会生孩子。老公比她大十多岁。也是教书的。她对婚姻极度不满。把老公没当回事。只有她跟黄勋很合得来。岸青哥说他们是“臭味相投”。黄勋约了葛老师，去小河里划船玩。一边划还一边唱歌。唱的什么歌？《莫斯科郊外的晚上》《卡秋莎》《三套车》什么的。乡下人没听过，也听不懂，只觉得怪腔怪调。一男一女，光天化日，一个船头，一个船尾，一边划，一边唱。真是一大奇观。田野上劳作的社员们都嘲笑得捧着肚子。他们则如在无人之境。还宣扬说：“我们划破船，还唱歌！”这在上海是要钱的，在乡下是免费的。这事，一时传为笑谈。他也不在乎。校长只好找葛老师谈话。批她资产阶级调。葛老师再也不了敢了，黄勋一个人也去划。于是，村里人把他叫做“黄疯子”。黄疯子教二年级算术课。每天两节课。课余，他就去走村串户，收买鸡蛋之类。时间一长，有些乡民送上门来，知道“黄疯子”口袋里有的是钱。在那物质匮乏的年代里，黄勋的一张嘴，能吃掉十家人的东西。他也不怕追查黑市交易。上海人跟乡下人就是观念不同。买卖交易，天经地义。你拿他没法治。文革时，他作为知青的先行者，受到保护，没有挨整。改革开放时，落实政策，知青回城，他这个老知青孤身一人回到上海去了。在乡村教育事业上花尽了他的半生时光。他始终没的融入我们这群人。听说，他回上海后当了老板。

</td>

</tr>